前言

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被抓以后，有不少老同志恢复了工作。对此，贺子珍十分高兴，也觉得到了给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。

为了这一刻，贺子珍已经等待了20多年。那段时间，贺子珍非常高兴，似乎又年轻了许多……

组织部：贺子珍的悼词，是否由家属来写？

那天，在见到前来陪伴她的女儿李敏时，贺子珍高兴地说：“我可以干点儿工作了！”

想到这是母亲多年来的一个心愿，虽然她已经是一个67岁的老人了，但李敏不愿意让母亲失望。想到这些，李敏问：“妈妈，那你想干什么工作呀？”

从李敏的话里，贺子珍听出了女儿的支持。因此，贺子珍十分高兴，说：“工作我不挑，分配什么就干什么，哪怕是写写回忆也好。”

贺子珍是一个守纪律的人，她知道，就算是这样对普通人来说是十分简单的工作，都不能自作主张，需要经过组织的批准才行。

1977年，贺子珍特意前往福建，找到哥哥贺敏学，对他讲起了这件事情。

聊天的时候，贺子珍显得十分兴奋，还和哥哥一起回忆了十几岁参加革命的日子，以及当年与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的往事。回忆往事的时候，让她看起来又年轻了几岁。

可以看出，对参加工作，贺子珍看得非常重。然而，就在贺子珍满怀期待的时候，却发现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

经过检查后，医生发现贺子珍是由于中风导致了左半身偏瘫，才让她左半边的身躯无法自主活动的。很快，贺子珍便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。

这样的变故，让贺子珍的心里万般难过。

1979年，一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来到医院，看望了贺子珍。

刚走进贺子珍的病室，那位负责人便告诉了贺子珍一个好消息，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了！

6月10日，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。第二天，全国的各大报纸也都相继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。

沉寂了多年的贺子珍，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对此，贺子珍非常兴奋，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。

此后，贺子珍决心开始同病魔作斗争，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迎接党和国家给予她的新工作。

按照组织原则，贺子珍的工作安排应该由组织部门首先和她谈话，充分了解她的身体情况和意愿后，报上级批准才行。那么，贺子珍的这次任职，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呢？

原来，在得知贺子珍的事情后，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对亲家的遭遇十分同情，再三考虑后，便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说贺子珍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，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接到孔从洲的来信后，邓小平非常重视，当即作出批示，同意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就这样，在没有经过组织部门找贺子珍谈话的情况下，便作出了对她的工作安排。

事实上，贺子珍对工作从来不挑，组织安排什么工作，她都会尽全力干好。

为了迎接新的工作，贺子珍非常兴奋。那段时间，贺子珍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，对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。

在见到医护人员的时候，贺子珍笑着说：“我还要工作，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。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，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。”

后来，得知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，除了按摩以外，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时，贺子珍主动提出接受这样的治疗。

然而，想到贺子珍的实际情况，医护人员还是诚实地告诉她，这样的治疗会把每天的治疗时间拖到很长，还是希望她能够认真考虑一下，再做最后的决定。

听了医护人员的话，贺子珍觉得只要能尽快治好出院参见工作，那这些付出就都是值得的，便没有任何犹豫地同意了。

见贺子珍同意后，医生又告诉她，在药物治疗的同时，要适当做一些活动，对恢复瘫痪的左腿功能更有帮助。对此，坚强的贺子珍表示可以接受。

那段时间，贺子珍经常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，在病室里来回走动。每次，贺子珍都会走上很久，直到身上虚汗涟涟，才停下休息。不一会儿，贺子珍再次站起来，继续走……

对于贺子珍的努力，医护人员看在眼里。为了减轻贺子珍的心理负担，她们就一边护理，一边陪她聊天，来转移她的注意力。

9月，在组织的批准下，贺子珍第一次来到北京。这也是她最大的愿望，贺子珍希望来到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看看，也想到毛主席纪念堂去，再看一眼毛主席的遗容。

在北京，贺子珍被安排在301医院。期间，许多老战友前来看望她，和她聊聊天，说说话。对此，贺子珍十分感激。

9月8日，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陪伴下，贺子珍走进了毛主席纪念堂。在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，贺子珍遵守组织的纪律，没有哭。

后来，贺子珍又来到中南海。在走进毛主席卧室参观的时候，贺子珍却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关于这件事情，当时的亲历者感到十分奇怪，向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询问答案。贺小平回答说：“你看她眼光在哪个角落，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原因，别问她，她不可能说的。我们猜想，可能她看到了一样东西，要么是两个人共同用过的，要么是她送给主席、他临终还留身边的，情感无法抑制才爆发出来的。”

由于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亲历者没有注意到那个点。所以，引起贺子珍哭出声响的原因，最终也没能找到。

1980年，在贺子珍的要求下，再次回到上海，被安排在华东医院，接受治疗。

1984年4月19日，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，享年75岁。

贺子珍去世后，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人来到家属面前，再三向他们强调说，中央决定丧事从简，不开追悼会。

想到贺子珍的这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、冷落和不公，贺小平感到非常愤怒，坚定地对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拥护丧事从简，但不同的人应该不同对待。姑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她隐姓埋名几十年，最后一次，要给她恢复名誉！”

对于贺小平的话，来人没有回答，转而问了一句：“贺子珍的悼词，是否由家属来写？”

听了工作人员的话，贺小平感到十分疑惑，根据以往的惯例，贺子珍的悼词应该由组织来写，怎么能由家属写呢？

想到这些，贺小平说：“悼词怎么家属写？应该是组织写，家属过目。”

听了贺小平的话，工作人员表示，悼词写不出来，是因为没有她的档案。对于这个原因，贺小平感到难以理解：贺子珍是一个中管干部，居然会没有档案！

4月25日，在龙华殡仪馆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为贺子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。

关于贺子珍的追悼会，贺小平在后来说：“前一天，娇娇打电话给毛远志，问他来不来参加追悼会，毛远志说没有收到讣告。我们这才发现为了控制参会人数和影响力，姑姑的讣告全都没发。我们当即提出要求：市委机要员连夜送讣告，外地就实在鞭长莫及了。追悼会当日，祝副处长和徐护士嚎啕大哭。悼词的内容，果然没有重点，草草了事。”

随后，上海市委又和贺子珍的家属商量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问题，说是要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在龙华烈士陵园。

这时，贺子珍的家属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贺子珍临终前满含希望的眼神。那天，贺子珍对陪伴在身边的亲人说：“我死后能不能去北京？骨灰盒能不能放在北京的什么地方？”

想到这些，家属都表示不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。为了满足贺子珍的遗愿，他们提出了两点理由。即：“一、贺子珍属于中央管的干部，上海只是代管；二、贺子珍唯一的女儿李敏在北京。”

在家属的坚持下，上海市委的有关负责人提出，如果一定要让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，那就只能放在最后一厅。

不久后，上海市委将贺子珍的遗愿和家属的意见，汇报到中央。

在听取汇报后，邓小平很快就作出批示：“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，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。”

就这样，贺子珍在去世后，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。从此，贺子珍和老战友们相聚在了一起。

贺子珍骨灰安放这件事情，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。